宋朝那位被誉为“故事大王”的洪迈,从21岁起便开始创作故事,直至80岁离世。他编撰的《夷坚志》,在南宋时期长期占据畅销榜榜首,吸引无数读者追捧。其中一则名为《王元懋巨恶》①的精彩故事,虽仅800余字,却囊括了宋代海外贸易的方方面面。
王元懋是泉州的一名商人,大概出生于南宋初期。据说他幼年在寺庙里打杂,随僧人学会了南番国的语言和文字。
你或许会问,这“南番国”到底在何处?一个南宋的孩子为何要学习外语?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
“南番国”又称“南海诸国”,涵盖东南亚、印度洋沿岸、西亚,甚至包括北非和欧洲的个别地区。②宋代典籍记载的“南海诸国”多达70余国,这些国家是宋朝的重要贸易伙伴。尤其在南宋失去北方领土后,“南海诸国”几乎成了南宋外交和外贸的最大依靠。
不过,宋人称这些国家为“番国”,多少有些自夸。“番国”即“藩属国”,指那些向宋朝称臣纳贡的国家。北宋时,来自“南海”的朝贡国尚有28个。到了南宋,只有占城、三佛齐、大食、真腊、真里富、罗斛等国偶尔维持朝贡往来。③绝大多数南海国家与宋朝的关系,实际上是靠商业维系。
然而,这股商业力量不可小觑,它催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“南海贸易体系”。这一体系囊括了中国、高丽、日本,以及前文提及的所有“南海”地区,以中国和印度为轴心,以东南亚为枢纽。大量货物、商人和移民在其中流动。④这也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。
因此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王元懋出生在一个以商业为驱动的“东方大航海时代”。而他的家乡泉州,则是这个时代中最耀眼的城市。
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,扼守着晋江入海口,海岸线长达500多公里。古代泉州拥有“三湾十二港”,提供充足的船只泊位,有深水港供大船停靠,还有内凹的海湾供船只避风,是一座“不冻、不淤、避风、港湾宽广”的天然良港。

泉州作为港口的优势,还在于它的衔接中转功能。中国的近海分为东海和南海两个相对独立的海域,其水深、季风、洋流和适应船只各不相同,自古形成了“东海航线”和“南海航线”。
而泉州恰好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,两条航线的船只都能在此停泊、中转、补给、候风。这种枢纽和接驳功能,是当时中国其他海港所不具备的。
进入北宋后,随着闽南经济的起飞和国家对海外贸易的日益重视,泉州港逐渐崛起。到了“背海立国”的南宋,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,泉州又靠近南宋首都临安,最终发展为“南海贸易体系”中的大港。⑤
王元懋大约生于南宋初年。那时,泉州已成为“亚洲一线大港”,涌现出大量商业机遇。越来越多的泉州人选择出海经商,王元懋也不例外。但他没有直接上船做帮工或学徒,而是去了一座寺院学习外语。
宋代沿海地区的寺院,也是信仰和知识的集散地。搭乘海船而来的外国僧侣,会将中国的经文或雕版带到海外。中国海商也会将从外国搜集的佛经带回本国寺院供奉。这样一来,沿海寺院成了不同国家典籍和知识的汇聚之所,如同知识海洋中的港口。⑥因此,少年时期的王元懋能在寺院中学习外语。
他之所以学习南海诸国的语言,大概是因为南海诸国与泉州的贸易日益增多,掌握这些语言对做生意很有帮助。又或者,王元懋恰好遇到了一位懂南海国语言的师父。
由于沿海寺院常有商人和外国僧侣逗留,也有个别海商退休后出家为僧。⑦这些“奇人”的存在,成为王元懋人生中的宝贵机缘,使他年纪轻轻便具备了多元文化背景。
学有所成的王元懋,后来随泉州的商船前往占城(今越南中南部)。占城国王欣赏他的能力,留他住了10年,还把女儿嫁给他。因为占城需要向南宋进贡和做生意,确实需要像王元懋这样懂贸易、会翻译的人才。于是,一个寺院里打杂的小沙弥,神奇地“升职加薪,迎娶白富美”,实现了阶层跨越。
在800多年前,王元懋就践行了福建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人生信条,证明了知识确实能改变命运。
在占城待了10年后,王元懋回到家乡泉州。此时他已身家百万缗⑧,连留正、诸葛廷瑞等高官显贵都与他结为儿女亲家。⑨但王元懋不甘心只做一个清闲的富家翁,他将资金投入船舶贸易,希望做得更大更强。
淳熙五年(1178年),王元懋出资组建了一支38人的商队,再次前往南海国做生意。然而在南宋,组建一支远洋贸易商队绝非易事。
首先,得有一艘船。
南宋疆土江河纵横、濒临大海,造船业变得空前重要。福建是南宋最重要的海船制造地。据估算,南宋淳熙年间(正是王元懋的船出海时),福建的大小海船不少于20000艘,泉州的海船应不少于10000艘。⑩
当时福建建造的海船被称为“福船”,其特点是船身瘦削、尖底、吃水深,船体外板有2—3层,航行时稳定、速度快,更能经受海浪冲击和横风吹袭。⑪福船是中国古代最适合外洋深海航行的船只。

广东阳江海陵岛,南宋沉船“南海一号”复原模型(作者摄)
南宋海船的造价,小的几百缗,大的2000~3000缗,每年的维修费用至少几百缗。⑫王元懋拥有百万缗身家,可以独立造船。
而且王元懋并不亲自出海,他雇佣了一支38人的商队,其中包括负责驾船的船员,如纲首、梢工、招头、作头、碇手、杂事、贴客、水手、火儿等,还有专门从事贸易的翻译和销售人员。这支船队的纲首名叫吴大,他是这艘船的船长,也是受雇于王元懋的职业经理人。
由于出海一次成本巨大,船上装载的必然是利润较高的货物。在广东阳江沉没的“南海一号”,就是从泉州驶向南海诸国的商船,船中装载的最大宗商品是瓷器,还有铜钱、金饰、银铤、铜镜、铁器、漆器、佛像等货物。
在泉州湾出土的一艘宋代海船,是从南海装载货物返回泉州的船只。其货物以香料和药物为大宗,包括绛真香、沉香、檀香、胡椒、槟榔、龙涎香、朱砂、水银、玳瑁等,船上的香料木未脱水前重达4700多斤。⑬
南宋孝宗淳熙五年(1178年),王元懋的船队整装启航,这个故事悲剧性的部分也由此开始。因为出海贸易绝不是一场浪漫的探险,而是时时与危险和死亡相伴的畏途。
第一重危险,是漫长的航行周期。
在《夷坚志》中,共有19个关于海洋贸易的故事,其中11个涉及海商在航行途中遇到的各种意外。⑭有的因船只失事流落海岛,遭土著人囚禁、虐待;有的在荒山孤岛遇到巨人、鬼怪,九死一生;有的直接“穿越”到鬼国、地狱。
在南宋人眼中,海是一个诡秘的时空。在这个时空里,亦真亦幻,人鬼交织,人世间的法律规则、伦理道德,甚至物理规律都统统失效。在海面前,人就是极其脆弱、渺小的存在,一次沉船、遇风、偏航就是灭顶之灾。每当航程增加一天、一周、一月,风险都大大增加。
漫长的航程,也拉长了回货周期,使得海商的经营成本不可思议地高。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,航程长的三年,短的一年多。但洪迈说,王元懋派出的这个商队,居然在海上漂泊了10年。这大概是洪迈搞错了,或者是夸张了。但王元懋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等待他的商队返航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的焦灼、时间成本、资金周转的难度,大概是与日俱增的。

第二重危险,是海上的暴力与人性瓦解。
淳熙十五年(1188年)七月,王元懋的商船终于返航,向泉州驶来。变故就在此时发生。当船行到广东惠州罗浮山附近时,船员林五、王儿突然行凶,杀害了包括船长吴大在内的20人。船员宋六肩背中刀落水后,双手把着舵尾苦苦恳求,又被残忍地砍去了手指,再次落海。
故事中说,好在宋六平日里信佛,常常持诵《金刚经》,落海后居然没有被淹死。在海上漂流了七天七夜,他终于被潮水冲到广东潮阳的海滩,侥幸获救。
以上是这个故事中最血腥、惊悚的一幕。然而在古往今来的海上世界,这样的暴力事件实在太多。
对于海商来说,最大的暴力威胁来自海盗。南宋时,北至山东,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区,都有海盗活动。泉州位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之处,又是繁华的贸易大港,常常遭受江浙、福建、广东海盗的南北夹击。
然而比职业海盗更可怕的,是前一秒还在老老实实地干活,下一秒突然变成强盗、凶手的“自己人”。因为海上的旅程与世隔绝,漫长而沉闷。这种极端环境足以颠覆所有秩序,逼出人性中最黑暗、残暴的一面。
即便是在2011年,太平洋上也曾发生“鲁荣渔2682号惨案”(也被称为“太平洋大逃杀”)。一艘中国渔船上发生暴力争斗,导致16人死亡,6人失踪,存活下来的11人全部参与了殴斗、杀戳。⑮
很不幸的是,王元懋的商船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。一半船员杀掉了另一半船员,被杀的还包括船长。
就在惨案发生后不久,这艘船回到了泉州。王元懋还没来得及与幸存的船员们见面,死去的船长吴大就带着20条冤魂给他托梦——他们把船上发生的一切都“告诉”了王元懋。
第二天,王元懋设宴欢迎归来的船员。林五、王儿谎称船只途中失事,人员和货物都损失了一半。王元懋精明地反问:“如果船真的出了事,人和货应该损失殆尽,为何还能留下一半?”林王二人见瞒不住,只得坦白了行凶之事。
凶手深知王元懋的软肋,他们用船上价值数十万的沉香、珍珠、脑麝等货物诱惑王元懋,让他不要去告官。王元懋沉吟良久,最后还是贪欲占了上风。他出钱贿赂了市舶司胥吏,让其转告市舶提举张逊:如能放行这批货物,他愿将利润与市舶司五五均分。
到这里,王元懋的人性也坍塌了。于是,这个故事转向更复杂的一层。

南宋海商面临的第三重危险:司法困境。
在王元懋极力掩盖血案真相的时候,受伤落水的宋六居然回来了。他向官府告发林五一伙杀人越货。然而审理此案的南安知县,却态度敷衍,一味拖延。
直到案情上报福建路,安抚使马会叔才觉察了王元懋包庇凶犯、贪占脏货的隐情,遂将此案发晋江县重审。押解王元懋去晋江的路上,故事中的吴大又率领十余名冤鬼前来,将负责押送的两名南安县胥吏推入水中淹死。
晋江县令赵师硕接手此案后,秉公审理,终于使冤情昭雪。市舶提举张逊、南安知县施宣教、市舶司胥吏吴敏都被黥面发配;林五、王儿等凶手仓皇逃亡,却被吴大等冤魂捉拿,最后被处以死刑;而王元懋则被免去所有官职,在兴化军关押了几个月,又被释放。
王元懋归家途中经过上田岭,又见吴大领着一众冤魂拦住去路。王元懋哀求吴大放过他,吴大却伸出一只手去触王元懋的心。王元懋回到家后,当晚就吐血而死。
在这个故事中,被残杀的船员等到了凶手伏法,大仇得报。但是在现实中,却很难有这样的爽文剧情。
在宋代,强盗、杀人都是大罪,但是量刑轻重很有讲究。强盗罪必须考虑赃款赃物的数额、是否持有武器、谁是主犯、谁是从犯。⑯杀伤罪必须区分凶手主观意愿有多强,被害人是当时即死还是事后才死,还要对被害人的尸体、伤情进行检验。
但发生在海上的强盗、杀人案,却令法官无从下手。因为在航海那样极端的情况下,很多原因都可致人死亡。在没有录音、录像设备,连尸骨都找不到的情况下,案件的真相无法还原,更别说精准量刑了。
在上面的故事中,凶手王儿面对宋六家人的质问,曾大言不惭地说:“各自争性命,我岂得知!”这可以看成是凶手的狡辩,却也间接证明,发生在海上的刑事案件极难调查。
所以王元懋包庇凶手,不见得全是贪财忘义,还因为他如果不这么做,必将血本无归;南安知县施宣教的敷衍和拖延,可能也不仅是贪赃枉法,还因为他的确觉得此案棘手,根本查不清。

然而这个案子还不是最难办的,因为毕竟当事人都是中国人,而且发生在南宋的海域。如果案子发生在更远的洋面,或者牵扯进外国商人,那就更麻烦了。
宋代的泉州、广州,蕃商、蕃客的人数多达几十万,他们涉及的民事、刑事、商事纠纷,地方官府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。究竟是用汉法、用蕃法,还是地方官员自己着着办?从来没有一个定数。
所以南宋初年的海商,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,都常常是在法律、制度的灰色地带“裸奔”。讲故事的洪迈也深知这一点,所以一到事情无解的时候,他就安排鬼神上场。宋六大难不死,全赖神佛庇佑;凶案能被揭发,靠的是冤魂托梦;凶手、贪官最终伏法,是因为冤魂自己动手复仇,一个都不放过。可是在现实中,哪有这么多神鬼显灵、报应不爽?
真实的海商际遇,更像南宋初年泉州知府王十朋所感叹:“大商航海蹈万死,远物输官被八垠。”海外的珍宝奇货输入大宋固然是好事,但那代价却是商人们的千难万死。
王元懋的故事
3条评论
李思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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